在县中任职的日子里，徐兴硕对学生们最直观的印象是“不怕累”，但“太苦了”。
2024年春天，刚通过量子信息博士学位答辩的他，在还没拿到毕业证的情况下，做了一个“让生命有重量”的决定。他加入乡村教育振兴计划，只身来到云南师宗县第一中学，成为乡村教师。
徐兴硕在前往云南的飞机上所摄。
然而，县中学生的实际情况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。这里的孩子普遍六点半就要上早读课，晚上11点多才放学，学习三周仅休息两天。可在如此高强度学习下，即便在全县最好的初中，基础知识薄弱仍是普遍现象。
有些即将毕业的初中生，连简单的英语单词“think”都不会拼读；有人甚至不知如何在电脑上切换输入法、用网页检索信息。徐兴硕逐渐意识到，县中学生的“苦”，不只是体力的消耗，更是一种由社会资源、教育观念滞后带来的结构性差距。
据统计，我国至少有50%的学生在县中就读，徐兴硕观察到的县域教育现象并非孤例。一群乡村教育者正在各自的岗位上，试图破解县域教育的难题。他们的故事，拼凑出一幅县域教育的真实图景。
展开剩余91%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第一中学。
苦读的背后来到师宗县第一中学后，徐兴硕的每一天都像一场小型战斗。
他白天忙着备课、带班，晚上熬夜到凌晨已是家常便饭。不过，相比工作节奏的紧张，他更关注的事情，是怎么弥合横亘在县中孩子与时代之间的无形断层。
徐兴硕从2017年开始接触AI相关技术，便意识到如果乡村孩子不尽早接触AI，将会在未来发展中处于劣势。他希望能尽自己所能缩短城乡学生之间的差距，“至少不该让他们被落下太多”。
当城市孩子早已将互联网作为拓宽视野、自主学习的工具时，许多县中学生即便拥有同样的上网渠道，也往往缺乏必要的引导，更多的是停留原地，享受网络快餐带来的快感。
徐兴硕发现很多县中学生只懂得用手机玩游戏，“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把电脑用到真正有用的地方。”徐兴硕感慨。
要推动AI教育，关键问题不完全是缺少设备，而是当地教育环境对“手机”的普遍戒备。每当徐兴硕尝试在课堂发放手机，他需要面对的，不仅是家长的质疑“凭什么让孩子拿手机”，还有老师“影响学生专注力”的埋怨。
在师宗一中，不只是手机，与课业学习无直接关联的事物都被排斥在外。在这里许多老师的观念中，好学生的标准往往是“上课时听讲，下课时睡觉”，倘若成绩不够理想，那么所有的业余活动都是没有必要的。
徐兴硕一直说，“我们这的孩子太苦了。”而这种“苦”的学习模式，背后则是更多的无可奈何。师宗一中曾经是曲靖地区的名校，为了应对持续下滑的学生成绩和办学质量，便转向更为严格的管理模式，将一切有可能影响成绩的风险下降至最低。
实际上，在接触AI后，一些学生甚至主动定制了更科学、更个性化的学习计划，有些学生还能自主使用AI完成课本中的科学实验。甚至今年在全球发明大会中国赛区，徐兴硕带领16名学生拿到了省级奖项，“这对学校来说是前所未有的，对孩子也影响巨大。”
徐兴硕给师宗一中的学生讲述量子世界。
这种认知与现实的错位，是更深层的社会现实。在很多人印象中，贫困是县域教育的典型特征。然而随着国家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，很多地方的硬件条件已大幅改善。
真正的困境在于，即便生活水平提升，不少县域仍缺乏支柱产业，市场缺少优质的就业岗位。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家长们对于教育分化成两种态度，一部分家长直接将读书与经济回报挂钩，带着孩子外出打工；另一部分家长将对未来的期待更多地投射到孩子身上，典型表现是他们倾向于将孩子送往管理最严格的学校，不仅择校时唯“严”是图，还会授意学校严加管教，他们坚信学习必然是“苦”的。
而对未见过或未体会过教育之“甜”的孩子来说，他们不清楚“吃苦” 价值，也不期待努力的成果。徐兴硕观察到，县中孩子有一个特点——没有目标。从小接受的教育让他们提前面对一个看似固化的未来，长期累积的挫败学习体验，也让一些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潜意识里形成一种观念——“我再努力也没用，我走不出去的”。
徐兴硕明白，有些成长需求，是刷题无法满足的。孩子缺的不是力气，而是自我认可。因此，成绩提升反而是次要的，关键是先“有奔头”。
当孩子们眼中开始闪烁希望的光芒，徐兴硕知道，这条路走对了。但同时，他也清楚，县中学生需要的支持和托举，远不止一门技术课那么简单。
（图/影视剧《鸣龙少年》）
当教育的目的转向“人的发展”，改变才有可能发生。
必要的“托举”教育观念的滞后并非凭空产生，它往往根植于更深层的机制土壤。这正是县域教育的第二道难题：机制的局限。
如果将视野拉宽至更广阔的县域教育图景，便会发现，县中孩子的困境往往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——不仅是教育资源的差距，也包括体制的局限、教学的单一等等。
当大城市持续推进一轮又一轮的“减负”政策时，不少县中仍然将刷题和重复训练视为主要任务，一切教学安排紧密围绕“升学率”展开。当“因材施教”已然成为教育共识，但在许多县中，却常常被简化为按成绩分层教学。
而以“班级平均分”为关键指标的传统教师评价体系，也在无形中强化了这种教学形态。
在云南县中任职时，张一鸣发现，为了在考核中取得优势，一些老师会无差别地向学生“抢时间”——延长课时、增加作业量。结果学生越来越累，成绩却未必提高，反而还对学习生出逆反心理。
而公办学校机制下长期存在的“干多干少、干好干坏一个样”的分配机制，也不断消磨着教师的积极性。
张一鸣用“鞭打快牛”效应来形容这种失衡：“好班”的老师，因为学生基础较好，被赋予的绩效考核指标往往“高得吓人”。而带领基础相对薄弱班级的老师，却因为学生进步空间更大，反而更容易达标。
张一鸣与老师们在讨论教学工作。
于是，原本带“好班”的老师，反而主动申请去“差班”。部分教师或因追求稳妥而回避教学创新，或因倦怠而失去探索的动力，当课堂变成了一种按部就班的任务，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学生。
教师考核机制的片面化，使得学校课程单一出现“教育缺口”，进一步出现学生发展单一化的问题。
长期以来，县中教育侧重应试，“一切为升学让路”，导致提供给学生的选科组合极其有限，有时甚至只有传统文理两条路径。
当城市的中学纷纷开设丰富的选修课、社团活动，致力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时，许多县中孩子却很少有机会触及课本和试题之外的广阔世界。
张敏任职的云南省石屏第一中学。
在这样的现实中，张敏选择了一条朴素的路——他在校园里为学生搭建起一个个兴趣的角落，试图弥补县中孩子在生活体验与文化素养上的教育。国画、书法、中医、科技模型……43门课程悄然落地，如同一颗颗种子在应试的土壤里试探性地发芽。
张敏组织“我想和校长说”主题茶话会。
但这样的尝试毕竟是少数。调查显示，“满堂灌”和机械刷题依然是多数县中的课堂常态。在一切为升学让路的节奏中，素质教育往往难以真正扎根。
一位在浙江县城中学任教多年的语文老师说，她一直想为学生开设文学创作班，保护他们在应试作文之外的表达灵气，“但这样的尝试很难推进，因为学校更看重高考分数。”
只会考试的“小镇做题家”，是这几年被反复提起的词。它指向那些凭借勤奋与专注通过考试脱颖而出，却在生活审美、人际交往与长远发展上遭遇挑战的年轻人。
这个词流行的背后，折射的其实是社会对县域教育路径的审视与追问，当分数异化为无形枷锁，家长、学校与社会所共同组成的教育体系，是否愿意打破“唯分数论”，为那些无法被量化的生命姿态争取空间？
值得注意的是，对于县中的孩子来说能成为“小镇做题家”已经是幸运的“少数”，仍有大部分孩子在筛选中被淘汰，成为“看不见的大多数”。
（图/影视剧《山花烂漫时》）
教育的托举，从来不只是为了越过某条分数线。而在县域中学，这样的“托举”，仍是一段需要更多共识、勇气与支持的漫漫长路。
让县中找回“底气”全国还有许多乡村教师，正努力改变县中教育的土壤。县域教育的挑战，除了学校课程、教师评价机制的改革，还在于能否构建一个有秩序、有希望的系统，这正是县域教育的第三道难题：生态之困。
这既是关乎环境的改造，也是关于校园内外的基层治理难题。
创造学生有尊严的成长环境正是张婷婷改变县中生态的起点。50岁那年，张婷婷从都市走入蒙阴县联城中学。最初，学校的现实令她一度却步：乡村初中位置偏僻荒凉，女生宿舍环境非常“脏乱”，厕所甚至连门都没有。
华东师范大学的刘莉莉教授也曾表示，学校的现代化并非仅靠1.2亿打造的实验室，学校的女厕所也需要有隔板、有门，一个女孩子三年连这种基本尊重都得不到，谈何优质教育？谈何对孩子的真正关爱？
“孩子们的生活条件太差了”。这让张婷婷感到愤怒，同时产生了怜惜。青春期的女生，自尊心正在萌芽，在毫无遮蔽的空间里如厕，无疑是一种深深的伤害。
她给自己三年时间，决心还孩子一个干净、体面的校园。扩建操场、改善卫生设施……这些看似基础的工作，却是县中振兴必须踏过的第一步。教学环境不仅是物理空间，它本身就是无声的育人力量。
蒙阴县联城中学操场改造前后。
仅有硬件改善还不够，还需要从学生的日常习惯入手。在同样的县域背景下，支教三年的杭州学军中学方润根校长也在进行着类似的探索。他表示，帮扶学校以前的寝室卫生差到进不去，他先给学生发了5双袜子，每天晚上查寝时问“今天换下的袜子在哪里？”还用手摸一摸是否洗过。就是这样细致地陪伴，学生慢慢养成了好习惯。
而比校内生态改善更复杂的，是校园内外盘根错节的治理困局。峨边沙坪中心小学的“城管校长”马立波面对的，便是基层环境中交织的利益与人情。
四川省峨边沙坪中心小学坐落于小凉山与大渡河之间。2年多前，这里的校门口挤满贩卖垃圾食品的商贩，校园内甚至矗立着一栋住着15户人家的商品楼。楼里居民大多为彝族，彝族的毕摩文化要杀猪宰羊，整个家族聚在一起喝酒吃肉到深夜是常有的事。
这些乱象扰乱着校园的秩序，也是许多县中资源被侵蚀的缩影。不少地方都曾出现违规占用教育用地进行开发的情况，有些学校甚至将“学生报名处”改成了“售楼部”。
马力波没有退缩。当地执法困难，她便每日骑着“小电驴”，与教师一起逐户劝离商贩；为将商品楼彻底隔离出校园，她一次次跑政府部门、寻求支持，最终成功筑起一道围墙。“围墙完工那天，虽然没有鲜花与掌声，但沙小终于实现了建校23年来的第一次封闭式管理。”她回忆道。
如今的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中心小学。
除了改变校园生态，校长们也走进了学生的家。方润根深知，“老师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后，会更有爱心，否则很难建立情感联结。”徐兴硕也观察到，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相信教育的多元价值。他们愿意让孩子参加各种活动，主动鼓励孩子们做一些尝试。这种观念的转变，虽然缓慢，但正在发生。
县中教育的困境是多维的：资金不足、资源不均、师资薄弱、治理复杂……现在，尽管不少县中在高考成绩上有所提升，但真正的教育质量不能仅凭分数衡量，它更需要系统性的支持。
在AI+浪潮迭起的今天，我们更需要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王烽所长提出，AI启示我们：批判性思维、创造性、自主性、健全人格与情感，这些是人特有的，也是教育的本质——这关乎我们培养什么人的问题。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一个维度，尊重人的个性与潜能是另一个维度。
县中错综复杂的困局，到底该如何破？努力，一直都在。
12月5日，“2025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”在海南博鳌举行，试图在政策与乡土现实之间，搭一座对话的桥，为推动县域教育整体跃升贡献智慧与力量。
会上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、秘书长柯春晖发出《因材施教县域共同行动倡议》。该倡议首批覆盖全国超70个县域，提出通过“一县一策”的个性化、整体化方案，系统性推进课程改革、师资建设等关键环节，构建“科技赋能、资源共享、生态协同”的县域教育振兴共同体。这意味着，每个县域的具体困境将被看见，每个孩子的独特需求将被尊重。
因材施教县域同行计划发布。
此外，现场还发布“校长请放心”公益计划，直面乡村校长的现实困境。通过公益研修营、乡村教育“领头羊”培养、青年教师培训、心理服务平台搭建等系统支持，该计划试图为校长们“松绑”，让他们能够真正专注于教育本质，让乡村学校焕发内生动力。
县中教育的破局之路还很长。它需要地方经济协同发展，需要“归巢计划”吸引人才回流，但正如海亮教育科技服务集团董事长、总裁陈军伟所言“县域教育振兴需要尊重时间、尊重规律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，需要全社会的同心同行。”
如何克服已有的利益架构，将已经处在不公平资源分配和竞争态势下的县中孩子，拉回到机会平等的跑道内？如何借助制度变革，提升县中自我造血能力？这些问号，仍然盘旋在无数县域的上空，等待着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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