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电视剧《太平年》中，吴越国以东南一隅之地，成为当时最富庶安定的政权之一。一个地小力薄的割据势力，凭什么能长期维持繁荣盛景呢？很显然，仅靠“事大”的对外政策以及极低的农业税，是做不到的。真正支撑钱氏实现“江南乐土”宏愿的，是吴越国发达的海外贸易体系。
从钱镠开始，吴越国历代统治者便清醒地认识到，以“一军十三州”的有限疆域和国力，如果热衷于逐鹿中原，无异于自取灭亡。因此，他们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——坚定不移地“保境安民”。不管群雄厮杀得如何热闹，吴越只专注于内部发展，能不战一概不战。但是埋头发展经济，需要雄厚财力的支持。这时通往北方的陆路交通被敌对的南唐阻断，吴越无法与中原进行贸易往来。尤其是南唐灭闽后，从北、西、南三面将吴越国紧紧包围，只在东面留下一个缺口，这个缺口就是大海。因此吴越国被迫将经略重心投向了东面的广阔海洋，“大兴舟楫商贾之利”。
以海兴国的第一步，是修筑钱塘江海塘。钱镠亲自规划，围绕着“贸易”这个核心目标，将杭州城的范围向西拓展到西湖边，向南延伸到钱塘江畔。随后以“石囤木桩法”，在钱塘江岸筑起蜿蜒几百公里长的海塘，从此海船可以安全地停泊、装卸，令杭州港的吞吐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。同时明州（宁波）、台州、温州的港口也陆续投入运转。无数货物在这些良港汇聚、中转、启运，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。
船队在茫茫大海中劈波斩浪，对海船的要求自然也高。唐末时两浙的造船术已领先全球，能造“大者长二十余丈，高去水三二丈，望之如山”的“苍舶”，可载六七百人，载重量达两百吨以上。不仅船体庞大坚固，船上还配备了牵星板导航；吴越工匠改进了水密隔舱技术，让每艘船都有严密的防水设计，即使部分船舱受损，也能保证船只不致沉没。如此精良的海船，加上不少水手掌握了东部海域季风规律，能够借助风力提高航速，这就为远洋贸易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和完备的抗风险能力，使得吴越船队能数十载远涉重洋而平安无虞。
硬件准备就绪，“软件”立即上马。钱镠于896年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及征收关税的机构——博易务。其与市舶司、回易务并列运作，一手规范交易抓管控、一手官营专卖抓收益，共同作用于赚取巨额财政收入的目标。同时这三大机构还要负责培养水手、翻译、外事人才，规划勘测航线、修缮港口、接待外商等事务，从政策层面为海商实行一条龙服务，给予他们全方位的支持与保护。
《太平年》剧照
上述助商利商的举措，把海商集团的积极性拉到了最满。吴越国施行的是古代罕见的“官民协同出海”模式，官方做好后勤和武装护航，远洋交易的基本是民间商船。这种分工十分高明，官方既不用承担因沉船、异国关税、物价涨跌带来的商业风险，又遏制了民间商人坐大成为武装集团，威胁政权稳定；海商们则能专心致力于买卖。所以双方一拍即合，长期高效合作近百年之久。
吴越国的海商群体或是世代相传的航海世家，或是头脑灵活的新兴商人，他们结成商帮，敏锐地捕捉着海外市场的需求，共同出资打造或租赁海船出海经营。剧中占据黄龙岛从事海商贸易的俞大娘子虽是虚构，但这样的大海商当时不乏其人。据史料记载，一位名叫郁长发的大海商，原本只做国内丝绸生意，在兴海政策的扶持下，凑钱造了十艘大船，直航日本，一趟贸易下来，利润翻了十倍不止。他归来后，不仅重金答谢朝廷，还带动了一大批商人出海。
正是依靠一大群像郁长发这样敢闯敢拼的民间海商，吴越国开辟了一条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贸易航线。到钱弘俶主政时，海上丝绸之路已相当蓬勃兴盛。吴越国的商船向东通过黄海、东海到达朝鲜、日本；向南经南海抵达东南亚、南亚诸古国；向西过印度洋，驶向西亚、北非，航程最远到达过波斯湾，贸易版图遍及半个地球。杭州、明州等港口终年累月“风帆浪舶，出入于江涛浩渺、烟云杳霭之间，可谓盛矣”。
《太平年》剧照
吴越国航海贸易最早结交的对象是雄踞北方的契丹国。公元915年，钱镠派遣滕彦休为使者，乘海船远赴契丹进献礼物，结果是“大得契丹心”，随后吴越商船便频繁往返契丹和吴越之间营商。契丹横亘北亚，地广人稀，与吴越国在商品上有很强的互补性。江南的商品备受契丹人喜爱，吴越国则从契丹获取皮革、马具、铁质工具等来自中西亚的商品。双方贸易量十分可观，每年值钱数百万贯，折换成马匹亦有万匹之多。两国间的贸易，直到943年契丹与后晋交恶，才因官方交往的终止而终结。
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是吴越海商贸易主要的获利区域。当时朝鲜半岛上新罗、后百济、高丽三国鼎立，战斗不休。后百济和新罗的国力远逊于高丽，所以它们积极对中国的王朝示好，借此撑腰壮胆。但在信息封闭的时代，两国很难搞清到底哪个政权是中国正朔。后梁的朱友贞正忙着对付晋王李存勖，哪有工夫去和半岛小国联络感情，这时吴越国的商船来到半岛，还挂着中原王朝赐予的各种头衔。后百济国王甄萱竟错认小国吴越是中华正统，遂多次千里迢迢遣使吴越献马、称臣。钱镠这回第一次被进贡，惊讶之余竟也似模似样地以中华“上国”自居，册封甄萱为中大夫，甄萱也恭顺地表示“既奉训谋，敢不尊奉”。《旧五代史》对此记载道：“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、渤海，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。”
从此吴越国在朝鲜半岛刷足了存在感，颁给两国的文书称诏书，在诏书中还称甄萱为“卿”。吴越国的使者还不时以宗主国的姿态去朝鲜半岛进行调解、册封、主持盟约等活动。顺理成章地，两地间的贸易自然变得十分频繁。《十国春秋》载：“是时，海舶献沉香翁一具，高尺余，剜镂若鬼工”；《清异录》载：“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沈水近千斤叠为旖旎山，象衡岳七十二峰，钱俶许黄金五百两，竟不售。”吴越国销往半岛的越窑瓷器还启发了当地的制瓷行业，全罗南道的康津等地设窑仿造，称“新罗烧”或“翡色”釉青瓷。这种互惠互利的贸易往来，极大地推动了朝鲜半岛的经济发展。
与高丽不同，日本并不承认中原王朝是宗主国，更不用说地方政权的吴越了。当时日本政府对海外贸易持消极态度，但贵族们对中国商船运来的奢侈品需求颇大，民间也热衷购买唐货，所以从两浙到日本的民间贸易一直非常兴盛。据《扶桑略记》统计，907—960年间，吴越商船有23次抵日记录。这些商船多是夏季从杭州湾出发，利用季风横渡东海，单程航行三五天即抵达肥前松浦郡，再进入博多湾靠岸，待台风期过后，冬天借着东北风稳稳当当地返航。《吴越史事编年》《日本纪略》《本朝世纪》等中日文献里对此多有记载。
吴越商船一到达博多，便由大宰府报告京都，然后由日本朝廷派遣交易唐物使前来交易。中国商人往往把孔雀等珍奇禽兽作为礼物献给日本朝廷，还不时充当吴越与日本之间的信使。如商人蒋承勋曾多次为吴越王钱元瓘带书信及礼物到日本，兼具商人与外交使者双重身份。蒋家船队的规模和载货量创下了吴越对日贸易的纪录。日本商人、僧侣曾搭乘吴越商船往来两国之间。有“东南佛国”之称的吴越国还通过东海丝路，将佛教文化竭力播撒到了东瀛。
吴越海商的贸易模式清晰而精准：对日本、高丽，主打“高端路线”，将吴越国的顶级特产——越窑秘色瓷、江南茶叶、吴绫杭绸、铜镜漆器、名贵药材等出口；同时进口日本的沙金、白银、刀剑、孔雀扇、硫黄，高丽的人参、皮毛等。当时一艘中型海船往返日本一次的利润，足以供养一支千人军队半年之久。特别是日本那时相当缺粮，苏杭平原的水稻却是一年两熟，稻米运过去，价格能翻番。海商利润之丰厚可想而知。
吴越的头号王牌商品，是当时由官方垄断制造的顶级奢侈品秘色瓷。工匠们首创瓷质匣钵以釉密封、单件装烧的极致工艺，成品瓷釉色青中泛蓝、如冰似玉，号称“夺得千峰翠色来”，是海上贸易的超级抢手货。一件秘色瓷在海外卖得的价钱，在吴越国内可换三百亩水田。在任何国家，拥有一件来自吴越国的秘色瓷，就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。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，无不以收藏吴越青瓷为荣。
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——五代秘色瓷莲花碗
同一时期，因陆上丝绸之路中断，大食（阿拉伯）商人建立了从波斯湾至广州的航线，吴越国抓住“全球化”契机，将贸易范围扩展至更远海域，进行更广泛的商品交易。在占城（越南）、三佛齐（印尼）、吕宋（菲律宾）、爪哇等热带岛国，吴越商人用丝绸、瓷器和农具，换取香料、象牙、犀角、珍珠、玳瑁以及热带木材，然后远航至印度洋的诃陵、天竺等地，与到此的大食商人交易，换回西亚的玻璃、珊瑚、乳香、白龙脑、波斯金银器等珍品。
吴越商船甚至曾经驶过霍尔木兹海峡，直接抵达波斯湾，从阿拉伯进口到一种稀缺资源——火油。据《吴越备史》载：“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，以铁筒发之。水沃其焰弥盛。”火油即石油，也称猛火油。918年，钱元瓘率吴越水师在狼山江面大败吴军，取胜的关键就在于使用了火油喷火器。这次战争和伊朗赖依遗址的青瓷碗、巴格达博物馆的越窑残片，都反映出吴越国与西亚地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、文化交流。
大海无边无际，连贯八方。海商们驾巨舟乘风破浪，满载着海外诸国欢迎的紧俏商品，为国狭势弱的吴越换回巨额财富。《旧五代史》载吴越国“航海所入，岁贡百万”；钱镠被民间称为“海龙王”，“象犀珠玉之富，甲于天下”；钱弘俶时期年关税收入折合铜钱高达50万贯。这些财富又反哺吴越国，支撑起向中原王朝纳贡买平安的国策，形成了“以海养国，以国促海”的良性循环。帆樯如云的杭州也成了当时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，“舟楫辐辏，商贾云集”，一派繁华景象。
当中原诸侯打得十室九空、民穷财尽时，吴越国的志向与底气却不在陆地上，而在那片深蓝中。它凭远见为帆、以诚信为舵，用开放的海洋精神，让大海成为金山银矿，编织了跨越千年的商业传奇。一条条金色纽带般的航线，将吴越国的物产与世界文明紧密相连，既成就了吴越国的民殷国富，也推动了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，为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奠定了基础，并为今日长三角一体化、诗画江南带来的绵延文脉与富庶格局埋下了深刻而久远的伏笔。
（作者为电视剧《太平年》文学统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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